几分钟后，我开始怀疑起子弹没有打中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几名工作人员，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急急忙忙地出出进进。“出什么事了？”我问。
“冷静点儿，有消息会告诉你的，”他们说。他们对我并不冷淡，也不粗暴。他们只是没有听到消息而已。我相信他们听到坏消息也会告诉我的。我以前已经习惯了在危急中等候。每当我在新闻联播中看到什么闹事的或保安人员同示威者发生纠纷之类的东西，便叫起伊扎克。他会说：“没事的。”这一次我不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相信谁。不知道到哪里去叫伊扎克。
至少是知道了这个消息：有人朝伊扎克开枪。我从沙巴克总部打电话给女儿达利亚。“达利亚，”我说，“有人朝你父亲开枪，可他们说不是真的，说是没打中。”
“他在哪儿？”
“不知道。”
“你在哪儿？”达利亚问。
“我在沙巴克。”
“我们这就去。”达利亚说。
“快点。”我说着，挂上电话。
又是几分钟过去了，我越来越焦虑，越来越害怕，可是依然抱有希望。我想，倘若伊扎克被打中了，也大概只是受了点轻伤。
后来我无意间听到工作人员意味深长的两句谈话：“一个伤得很重。另一个负了轻伤。”
“他在哪里？”我不顾一切要求得到答复。
“他们把他送到了伊赫洛夫医院，”他们终于承认了。我敢说，身负重伤的是伊扎克，我到沙巴克已经20分钟了，能够意识到周围越来越乱。某种极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要求，“立刻把我送到医院去。”
要是受轻伤的是伊扎克，他们会讲的……可他们什么也没讲。我们动身去医院之际，又无意间听到有人被射中脊椎的话。他们是不是让我自己去做出结论呢？我所祈求的是，受重伤的是另外一个人！如果真的是伊扎克，我希望他不要瘫痪。我那位总在行动、充满活力的丈夫不能总瘸着，不能大脑不健全。
达利亚及其全家来到沙巴克，我已经去了伊赫洛夫医院。路上就像一场噩梦。那时你会想些什么？你的希望是什么？你又在期盼什么？上帝啊，请你救救他……救救他吧。
到医院后，我立即看出情况非常严重。伊赫洛夫医院院长巴拉巴什教授在门口接待我。我问他有没有希望。他看了看我。他那双锐利的大眼睛流露出的绝望多于希望——尽管无人敢说没有希望的话。那一刻，我不但心里一沉，也能感觉出自己不知不觉从现实进入到一种离奇的幻觉之中——尽管我依旧怀有极度的恐惧与极度的希望。不是总有奇迹发生吗？
有人把我领进一间空病房，病房里有两张床，上面铺着绿床单。我坐的那张床右边有个床头柜。狭长房间一角的矮凳上放着一部电话。达利亚冲迸屋子，我开始哭了起来。
我们等候着巴拉巴什大夫前来通报消息。我听说外科主任约拉姆·库格勒大夫和急诊室的莫提·古特曼正在手术室全力抢救。他们在伊扎克的胸腔里插入一根导管。后来又听说给伊扎克输了不止200cc的血。
一会儿，西蒙·佩雷斯和其他许多人来到医院，包括总参谋长阿姆农·利普金－沙哈克，西蒙·谢维斯——1992年伊扎克竞选班子中的主要助手，劳动部长奥拉·纳米尔，埃泽尔·魏兹曼总统，议会议员及其他官员。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慢慢走进来。克林顿总统也打来电话，表示鼓励与友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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